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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症

2020-10-12 17:05:20

经历了大掠夺的西方各国发展起来之后发现,世界各个角落都被瓜分完了,很难通过“新大陆的发现”来发展经济了,于是出口成为新的增长极。同样的原因,当出口也变得有些艰难的时候,消费成为新的经济主题。在这种消费和出口交替领导经济的间歇,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工程的建设填补着遗留下来的经济缺口。

也正是西方经济对国家建设投资的重新重视,重新整理了世界对于经济发展力量的观点。“投资、出口、消费”,世界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如果算上贯穿西方经济的掠夺,基本就描述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投资一直处于一支独大的状况。这似乎也让中国人患上了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症,让外来投资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宰。

1979年到2000年,累计而言,中国吸收了总值达3462亿美元的FDI(国外直接投资)。大部分FD是1992年之后发生的,在1992年至2000年间,FDI累计流入量总计为2826亿美元,占1979年至2000年FDI总值的93%无论采用何种计量方法,中国吸收FDI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年份中,中国称自己是全球第二大FDI接受国,仅次于美国。在1992年至1999年间,流入中国的FD总量占全球FD的8.2%,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26.3%。

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多年,中国还像过去那么缺钱吗?中国还缺多少钱呢?中国商业发展真的离不开外来投资的力量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开始唤醒中国人封闭已久的财富愿望。

如果将1978年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可能不会有人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在“富强”的路上越走越远。全世界都在感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看起来笨重无力的国家在短短30年时间内走了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路。①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这个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世界最大的穷国”不再是中国引以为豪的资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这个国家迫切的愿望。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而企业的参与就必然带来企业家的故事

如果提起1978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先行者,可能不会有人想到,他们其实并不是诞生于商业发达的城市区域,而是产生于中国的普通乡村。邓小平在回忆自己的改革之路时,曾经提到过:改革开放最意外的一个收获就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

中国乡村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早已有之,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乡村就开始有人冒着杀头的风险进行创业,何享健和鲁冠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们当年的乡村企业日后发展成了大名鼎鼎的美的集团和万向集团。

1968年5月,何享健与23名同乡凑了5000元,创办“北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玻璃瓶和塑料盖等小产品,在走南闯北推销中培养起最初的市场意识

鲁冠球自称是“1969年创业”,这年7月,他带领6个农民,用4000元支撑起“宁围公社农机厂”。2009年,鲁冠球还特地举行了一次创业4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实际上,早在1962年,他的米面加工厂便在家乡开张,后来他又开了一个铁匠铺,修理自行车和农用机器,生意很红火,但触犯了“禁止私人经营”的红线,没多久就关门大吉。

今天看来,何享健和鲁冠球的企业之所以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集体所有制的形式。1985年,何享健带领几名员工去日本考察,参观了著名的松下公司,回来后便开始推行日式管理,还转型开始生产空调机,这成为日后美的集团的看家产品。

同年,鲁冠球承包万向节厂已有3个年头,业绩连创新高。3年后,他用500万元的高价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股权,从此拥有了自己的企业。①很难说中国后来的国企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当年这些在灰暗地带坚强生存的乡村企业的发展经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企业和这些创业者成了日后中国最耀眼的财富明星。

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普通人的财富梦想也始于1978年,但是对于那些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梦想成真的日子却要等到1986年。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中国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肯定了致富的合法地位,中国民营企业真正从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变成了理直气壮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一同逐鹿中原

1986年,51岁的徐传华为给患溶血性贫血的儿子徐冠巨治病,办起了生产液体肥皂的家庭作坊,这就是传化集团的前身;同样是这一年,刘永好辞去工作,与三兄弟一起,创办希望集团;1987年,矿物工人吴炳新下海,承包了一家小糕点厂和一个小商场,两年后,他创办大陆拓销公司,靠销售“昂立一号”在保健品行业站住脚;1988年,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到深圳创办了华为公司;1989年,44岁的宗庆后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自任厂长。①

富豪之称总是让人们充满羡慕和好奇,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成为这样富甲方的人物。也许这些发展“一帆风顺”的大人物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答,可是从那些有些坎坷的悲情人物的起起伏伏中,我们似乎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答案。

生于乐清的赵章光自幼随父亲学习中草药,对皮肤病颇有心得,20岁出头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在行医过程中,赵章光渐渐对生发产品产生了兴趣。

为了研制出秘方,赵章光查阅了所有能接触到的古代医药书籍,从近代术士的《肘后方》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太医编著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

为了检验效果,他在自己身上试验,在父亲、母亲、妻子以及五个孩子身上都做过试验。为了购买试验器材,他卖掉了家里能卖的一切物品。6年期间,他卖掉了房子,卖掉了家里的床,还卖掉了妻子的戒指。6年后,产品终于研制成功,他将产品命名为“101”,①

但是6年的艰辛努力并没有如同童话结局那样为赵章光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烦恼。在当时改革还没有深入医疗领域的时候,赵章光的“101”无疑是一个异类,在主流的医疗产品体系中,赵章光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101”研制成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章光只能像做贼一样暗中兜售自己的产品。

在经历了漫长的非法行医历程之后,1985年,赵章光北上郑州,开办了脱发专科医院,“101”也由地下来到了地上,成为万千脱发人的福音,而赵章光也实现了财富梦想。

和那些1985年后创业的富豪们相比,赵章光的经历明显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甚至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冒着杀头风险的创业者相比,赵章光也显得有几分心酸,为什么在确立了改革开放基调的中国,他的创业还如此坎坷呢?

如同何享健和鲁冠球都将集体经济作为自己的创业路径一样,1985年后创业的富豪们也都是遵循着国家经济政策转型的大方向实现自己的财富价值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何享健和鲁冠球做的是市场经济,但是他们贴着“公家”的标签,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合法外衣”,是政策转变时的“保护伞”。

而反观赵章光,创业初期的“逆流而上”让他着实品尝了一把创业的艰辛。国富方能民强,反过来,当国家更加富强,也会让国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富豪。伴随着这些转变,当年那些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创富成功的富豪们集聚财富的能力更是可想而知。

再回到那个问题,中国商业真的缺乏资本吗?恐怕答案早已今非昔比。仅仅是被视为“祸水”的温州民间资本就已经高达几千亿之多,如果将富甲方的山东、资本新贵的内蒙古、煤老板集中的山西,还有那些传统的经济强市北京、上海、广州…当我们把所有的民间资本都集中起来,带来的震撼可能并不会比当年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小多少。

想一想非洲的铁路、东南亚的贷款,甚至对美国、欧洲、日本的投资和那些让人不敢想象的高价奢侈品,中国商业应该早已经不再缺乏资本,看着天天担心存款贬值的老板们,似乎我们应该更加坚信自己的商业早已不再缺钱。

可是昔日对资金的那种渴望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的富强而消退,反而变得更加迫切。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无一不将引进外来投资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在汹涌澎湃的外来投资背后,更有着多少附加着条件的合约,多少对于中国新兴市场的觊觎,而身患依赖症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将这些考虑在那些澎湃的资金引进计划当中,反而义无反顾地咽下这一份份看似便宜的午餐。这让中国的资本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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