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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的困境

2020-12-31 21:09:57

前面所论述的都是平均情况,然而继承财富最为重要的特征就其分配极其不均衡。通过此前所估测的继承财富不平等程度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最终我们能够分析出伏脱冷的教导在不同时期的适用程度。图11.10显示了出生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群体情况,其中拉斯蒂涅也是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巴尔扎克说拉斯蒂涅出生于1789年),这群人确实面临着和伏脱冷一样的可怕困境:那些能有幸继承财富的人将会过上舒适的日子,其舒适程度要远远超过需要靠自己打拼的人。

为了尽可能形象和直观地解释不同的财富资源水平,在此用各时期工资最低50%的工人平均收入的倍数来表述财富资源。我们可将这平均收入看成是“低等阶层”生活标准基准线,在此期间大约是国民收入的一半。这也是判断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有益参考指标之

基本的结论如下:在19世纪,最富裕的1%的遗产继承者(即在其年代继承了最丰厚1%遗产的人群)的毕生财富资源是低等阶层财富资源的25~-30倍。换言之,假如某人可从父母或配偶处继承遗产,那么终其一生,他将可承担25~30个仆人服侍其生活。与此同时,工作收入最高的1%的人(伏脱冷所说的法官、检寮官、律师等高薪职位)所掌握的财富资源大约是低等阶层的10倍。虽然也不少了,但与财富继承者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显然要低得多。而且正如伏脱冷所言,要想获得高薪职位也是非常困难的,仅仅在法学院埋头苦读还不定行,通常需要长年累月的苦熬和准备才能有希望,这种希望还不定能最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机会去继承属于顶尖1%的财富,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容错过。至少,这样的机会应值得考虑。

如果对出生在1910~1920年的人群做同样的计算,我们发现他们会面临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富有的1%的遗产继承者的财富资源仅仅是低等阶层标准的5倍,而工资最高的1%的人所掌握的财富资源则是低等阶层水准的10-12倍(因此工资最高1%人群的工资之和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社会全部工资的6%7%)2。无疑,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成为工资最高的1%所能享受的生活水准要高于继承财富最高的1%的人群,因此生活的要诀就在于努力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坐享其成。

对于婴儿潮那代人而言,选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拉斯蒂涅生于1940-1950年,那么他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跻身工资最高的1%人群(其财富资源是低等阶层标准的10-12倍),而完全不要理会伏脱冷的教导(因为继承财富最多的1%的人所掌握的财富资源仅仅是低等阶层标准的6-7倍)。对于这些人而言,勤劳致富不仅是合乎道德的选择,更是最可获利的理性选择。

具体来说,这些结论也表明,对于所有在1910-1960年出生的人而言,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塔尖的1%人群主要是通过工作获取财富。这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此外无论在任何社会,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3如在本书第七章中所述,处于塔尖的1%人群是相对宽泛的精英阶层,他们对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3在所有的传统社会当中(还记得1789年时贵族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1%2%),一直到欧洲的“美好年代”(尽管当时法国大革命曾带来了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的希望),这部分群体几乎都是依靠继承财富。因此,当出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顶尖富人不再依靠遗产而是依靠奋斗时,这确实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种情况让人类形成了对社会进步的空前强烈的信念,许多人深信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终结。诚然,在“二战”结東后的30年里不平等依旧存在,但这种不平等被普遍认为是积极的,因为人们主要从薪资不平等角度看待问题。尽管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和管理层之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还逐步扩大,但社会中存在着基本的向心力,社会上人人都尊崇劳动并以跻身精英阶层为荣。人们认为,由继承财富决定的先天贫富差距正在离我们远去。

但对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晩时候的人而言,情况又变得不同。具体而言,生活选择变得更加复杂:继承财富最高的1%人群的财富变得与工资最高1%人群的财富相当(甚至要略为超岀,因为最高继承财富可达低等阶层标准的12~13倍,而劳动收入仅是低等阶层的11~12倍)。但在此要注意,如今不平等的结构以及收入最高1%群体的状況与19世纪也有很大差距,因为如今的继承财富相比当时不再那么集中。3如今的人群正面临着全新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类似于夹在伏脱冷所嘲讽的世界(继承财富完全超越劳动)以及“战”后的乐观年代(劳动超越继承)之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今天法国财富榜顶端1%人群的收入大约一半来自继承,一半来自自身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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